我国学者在喜马拉雅地区发现2个哺乳动物新种

又：达乎斯理者，必能遣过分之知，遗益生之情，而乘变应权。

因祈雨不灵，鲁穆公拟处罚巫师，在西方人类学史上也有相似的例子。据唐启翠研究，《礼记》中有关记载的文字段落，大旱及祈雨的记载凡十处，蝗疫之患一处，风雨水患两处，雪霜冰雹一处，日食一处。

升于学者，不征于司徒，曰造士。礼在总体上必以太一为根本。（《礼记·乐记》）乐所以修内也，礼所以修外也。这里包含了教育公平之于政治公平的基础性，促使阶级阶层间的合理流动，保证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公正。以天地为本，故物可举也。

这里反映出人文化的礼仍具有的宗教性与超越性。从《礼运》《王制》等文本看，这些篇的作者仍认为天神是至上神，对天神的崇拜要重于对地神的崇拜，然后就是对山川诸神的崇拜。这个可能性在哪里呢？那就是邀请中国基督徒和中国知识分子认真思考一个问题：究竟是谁，是在中国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位耶稣基督（此基督非彼基督）？是孔孟老庄吗？是申韩杨荀么？抑或者，是那长久被国人遗忘的，摩顶放踵、止楚攻宋、苦行济世、悲天悯人的子墨子？如果要将中国5000年历史中的伟大人物诸个筛选，则最接近完美人格的亦当属墨翟了。

因为墨家的精神动力不在王官而在民间，故无须同基督教/基督徒争夺所谓的正统地位和标签符号，只须以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力行精神来以实正名即可。黄治基在《耶墨衡论.跋》中曾回忆：忆童时，从师受举子业。墨学之所以中绝千年，其与儒家文化格格不入的异质性是重要原因，但也因此具备了他者的视角。未来的墨家基督教神学，理应首先在民间情态而不是王官学层面进行探讨。

同样既然能重光，就一定具备可能性，即不仅寻找到在中国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还能进一步探讨，在儒家基督徒之外，是否存在墨家基督徒的可能。譬如墨家的非儒主张及其对儒家的反动可以体现在：（1)以兼爱非仁爱(2)以非命非有命(3)以明鬼非无鬼(4)以天志非天道(5)以薄葬非厚葬(6)以性染非性善(7)以相利非唯义。

耶墨并提长期以来在中国基督教史、中国墨学发展史上的失踪是令人遗憾的。当然，拥有一丝真理并不代表拥有一丝神性，对话的过程同样应该允许择善固执，这也是卡尔.巴特的新正统神学理论中以基督为中心的护教神学基础。考察历史上墨家非儒和基督教反儒的内在义理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多年来专注于基督教和墨家的跨视域研究，也意在填补这方面的空白。

(3)在推动以耶墨二人之人格典范作为人格救国论的基础上具备一致性。同时借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，以作为异质文化的基督教来批判儒家（从中国传统文化外部寻求资源）第三章论初设公议政府为大同之始，所谓公议政府并非国族国家，亦非任何性质的国家。其二，齐一变至于鲁意味着霸乃是王的基础，但其所谓霸是指的一匡天下，实质上就是未来的政治大一统，即是帝国，这是他心目中的王道的实质内涵，并不是说的王权时代的王道。

另一方面又说，中国就是一个国家，中国就是单一的中华民族（Chinese Nation）。总之，人道亲亲也，亲亲故尊祖，尊祖故敬宗，敬宗故收族，收族故宗庙严，宗庙严故重社稷，重社稷故爱百姓，爱百姓故刑罚中，刑罚中故庶民安，庶民安故财用足，财用足故百志成，百志成故礼俗刑（形），礼俗刑然后乐。

而欧盟的union并不是一个国族，而是国族之间的一种联合体。唯其如此，与宗法家庭相比较，核心家庭不再是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。

前者是家国天下同构的，例如周家（姬姓宗族）拥有周国，并且拥有周家天下（著名经典《大学》修身-齐家-治国-平天下的逻辑即基于此）。儒家传统的伦理政治话语并非以家为本，而是以身为本。身的性质与地位随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而转换，由作为社会主体的家庭（宗族或家族）的附庸转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体。globalism源于globe（地球）。吾身保，然后能保一国矣。家庭（family）是一个普遍概念，它涵盖各种家庭形态：古代的宗法家庭（patriarchal family），包括宗族家庭（clan family）和家族家庭（home family）。

（一）国族性世界主义：帝国主义 国族性世界主义（national globalism）实质上只是国族主义（nationalism）（旧译民族主义）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即国族主义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表现，本质上就是现代意义的帝国主义。有人甚至根据传统社会的家庭本位的集体主义，来对抗所谓西方个人主义，不仅侈谈所谓中国道路，而且妄图构造一个中国特色的未来世界。

但也可以由前现代的多民族（nationalities）整合而来，而其所构成的乃是单一的国族。[19] 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03页。

[7]home意味着聚族而居，家乡（homeland）观念浓厚，重视祖籍地望，安土重迁。（二）现代的核心家庭 现代的核心家庭（nuclear family）仍然还是人口繁衍单位（人的再生产单位），却不再是经济单位（物质生产单位），更非文化单位（精神生产单位）。

cosmopolitism源于古希腊语cosmo（宇宙）。当国指前现代意义的国家（state）时，那是古代帝国主义，其实就是上文所说的古代帝国世界主义（imperialistic cosmopolitism）或曰皇权天下主义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。2、作为完成形态的大同主义（datongism） 所谓大同主义是指的超国族的世界主义（supranational cosmopolitanism），旧译cosmopolitanism是不妥的。

这不仅是对生活情势的误判，也是对中国传统话语的误读。然而古代汉语世界并无宇宙之义，而是一个来自佛学的词语。

比较而言，汉语天下更接近于cosmo（宇宙），因为天下所指的不仅仅是人世，而是人道与天道相一致的和谐秩序（cosmos），故古人常称天下为宇内。而那时家是否还存在，则是一个问题。

但家族家庭仍然是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。……诸侯危社稷，则变置。

这种天下主义，是由帝国的皇族掌控天下秩序。非婚家庭乃是由独身的男女、特别是女性生养或领养子女而组成的，而选择独身的人数在发达国家呈增长趋势。（《告子上》） 明确以身为本这一点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： 第一，身这个概念的内涵转换，正意味着时代的转换：在前现代的话语中，身只是家的附庸。原载《探索与争鸣》2016年第1期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以身为本 大同主义 天下主义 世界主义 。

为此，必须仔细考察state（国家）和nation（国族）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形态。（《离娄上》）守身而不失身，其前提是爱身：人之于身也，兼所爱。

伴随着国家的消亡，家庭的消亡意味着身-家-国-天下的话语模式将变成身-天下。同时，诸如globalism、globalization之类，都是现代的观念，古代并无这样的观念。

这就是古代意义的帝国主义。[12] [清]刘大槐：《刘大槐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。